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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新华
我读研究生时，英语老师是雷崇立先生，她妈妈是常州市武进县人，有一次英文课我们写作文，她问我常熟是不是就是常州，我给她做了解释。我不熟悉具体书籍，依我个人观点，本文思路清晰，证据众多形成证据链，论证严密，结果可信。读者要推翻结论必须给出新的扎实依据。全文九千多字，我不舍得分上下一次推出。原载年第二期《读书台》，原题为《蔡思诚考辨》。图1-9来自公号《福建活动》，向原作者致意。
作者简介：朱新华，江苏省常熟中学教师，爱好常熟地方文史研究。
图1
提起常熟古代的科技名人，蔡思诚可能是最容易被想到的一个名字。“蔡思诚，明代著名建筑师，营造北京皇宫的总设计师，与弟子蒯祥齐名于中国建筑史”，《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卷首“概述”中的这句话，大体就是常熟人心目中蔡思诚的基本形象。
在拟定《虞山文化读本》目录的时候，我开始注意蔡思诚的问题。过去我对蔡思诚是常熟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为常熟能出这样的人物感到自豪。常熟虽然号称人文荟萃之地，但我总觉得，历史上常熟的人才结构存在着一个明显缺陷——舞文弄墨的人多，研精学术尤其是实学的人少。有鉴于此，我特意在《虞山文化读本》中安排第十八章《实学济世》，无非是希望省中能多一些讲求实学并且有以实学济世的情怀的学子。而蔡思诚作为古代常熟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实学而又留下名字的高端人才中突出的一个，在这一章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然而，我最终放弃了把他收入书内的打算。因为，在寻找有关他的原始资料时，我吃惊地发现，说蔡思诚是常熟人，实际上只有一条孤证！蔡思诚是不是常熟人，存在着极大的疑问。
当代常熟人的著述里，蔡思诚作为常熟历史文化名人群中的代表性人物频频出现。虽然很少有人注明出处，但从内容看，文献依据大概都是丁祖荫等《重修常昭合志》（“丁志”）卷二十《人物志》中的蔡思诚小传：
蔡思诚，素擅技术。永乐初，成祖欲创内府于北京，被少师姚广孝荐，驿召至便殿，问以制度，奏汉唐宋元殿宇间架高下浅深之详。上大喜，遂听其所为，不复问。尝建后殿，后檐长逾二尺，上曰：“后檐斜出矣。”奏曰：“此地北风劲，不久自直。”已而果然。又制四木座，数十年人莫测其用，将易箦（注1），乃与其高弟蒯侍郎（原注：名祥，吴县人，历官工部左侍郎）备言其由，后果用于一便室四柱之下，不差尺寸。（《重修常昭合志》民国印本卷二十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标点本页）
图2
原文最后注明的文献依据是“毛晋《虞乡杂记》引姚宣《寅斋闻见》”。于是，我查阅了张海鹏《借月山房汇钞》本《虞乡杂记》，不料翻了几遍都没有见到这一条。之后查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同样不见踪影。最后终于在丁祖荫辑印《虞山丛刻》收录的《虞乡杂记》中找到了有关内容，文字与丁志大同小异：
永乐初，太宗欲创内府于北京。少师姚广孝荐常熟蔡思诚。驿召至便殿，问以制度，奏以汉唐宋元殿宇间架高下浅深之详。上大喜，遂听其所为，不复问。尝建后殿，后檐长出二尺。上曰：“后檐斜出矣。”奏曰：“此地北风劲，不久自直。”已而果然。又制四木座。数十年，人莫测其用。将易箦，乃与其高弟蒯侍郎备言其由。后果用于一便室四柱之下，不差尺寸。（原注：姚宣《寅斋闻见》。字懋昭，金陵人）（《虞山丛刻》第14册25页）
同为《虞乡杂记》，为什么会出现或有或无的情况呢？其中缘故《虞山丛刻》本卷末丁祖荫跋说得很清楚：
《汲古阁未刊书目》、钱志艺文目录，俱不载《虞乡杂记》卷数，张氏《借月山房丛书》始著为三卷，今流传亦罕矣。海上涵芬楼向藏此稿本，今春命钞胥迻录（注2）一副归，以视刊本，详略互见。文同者五十五则，文异者十三则，刊本所无者一百一十三则，稿本所无者亦一百一十则（原注：是稿每则之上有标题，刊本无之，今悉著于每则之下）。此为潜在初稿（原注：版心有汲古阁字），故尚未分卷耳。增减至百条以上，后来必别有定本，为张氏所据以付刊者。特是稿所录，良足资一邑掌故，且原引文字，亦已书阙有间，爰谋同社，先刊此帙，以附毛氏诸集之后。稿中蠹蚀满纸，多有不能句读者，就所引原书补缀大半（原注：补字旁加识别）。其征引阙略，兼有讹误，悉附著于按语之内，藉存写本之真，不敢窜一字也。己未九秋丁祖荫初我识。
图3
看来，蔡思诚条正是“刊本所无者一百一十三则”中的一则。我接着顺藤摸瓜，请当时正在北京的王建代查《寅斋闻见》，令人惊喜的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此书唯一版本，恰好便是毛晋汲古阁抄本，钤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诸印（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子部》：“《寅斋闻见》一本，姚宣，字懋昭，二钱。”），其中果然有这样一条：
永乐初，太宗欲创内府于北京，少师姚广孝荐常熟蔡思诚。驿召至便殿，问以制度。奏以汉唐宋元殿宇间架高下浅深之详。上大喜，遂听其所为，不复问。尝建后殿之后檐长出二尺，上曰：“后檐斜出矣。”奏曰：“此地北风劲，日久自直。”已而果然。又制四木座，数十年人莫测其用。将易箦，乃与其高弟蒯侍郎备言其由。后果用于一便室四柱之下，不差尺寸，其先见如此。（《寅斋闻见》汲古阁抄本4—5页。见插图）
《寅斋闻见》汲古阁抄本4—5页
后来我又查到《寅斋闻见》以《闻见录》的书名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这是广东中山图书馆藏的明抄本，内容与汲古阁抄本有很大不同，没有后檐和四木座这两件事：
太宗欲造内府于北京，少师姚广孝荐常熟蔡思诚，即铺马召至便殿，问以制度。奏以汉唐宋元殿宇间架高下浅深制度之详。上大喜，遂起而不复问矣，盖熟于木经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的册2页，见插图）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的册2页
不管文字有怎样的出入，姚宣所记就是现存文献中蔡思诚为常熟人说的最初源头。现代史学大家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有“《虞乡杂记》”条：
龚立本《虞乡杂记》，皆记常熟旧事。其引姚寅斋《宣寅斋闻见》云……之诚案：据此，北都宫殿营建，盖出于蔡思诚也。全谢山《跋袁尚宝记北京营建始末》，《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谓左副都御史李庆，引用梓人蔡新，官工部侍郎，滥起民夫，恣为鱼肉，死者几百万，不知新即思诚否。（辽宁教育出版社年12月版，56页。此书另有三联书店年11月版，相关内容在55页。“北京营建始末”查全祖望原书，应作“北京营造始末”。又，辽教版断句多误，“姚寅斋《宣寅斋闻见》”，当为“姚寅斋宣《寅斋闻见》”，作者叫姚宣，寅斋当是室名或别号；“《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当为对《跋袁尚宝记北京营建始末》一文出处的括注）
邓先生把《虞乡杂记》归到龚立本名下，这肯定是错误的。致误的原因，从《桑园读书记》的目录能大致推测出来。“《虞乡杂记》”条前为“《烟艇永怀》”条和“《松窗快笔》”条，二书都是龚立本的著作。“《虞乡杂记》”之下为“《以介编》”条，此书为毛晋六十岁生日时友人祝寿诗文的汇编。这四种书在《虞山丛刻》的第10到第14册均可见到，所以，我推测，邓先生读的就是《虞山丛刻》本。《虞山丛刻》本有一个错误，就是把丁祖荫为收录于第13册中的《烟艇永怀》所作的跋“龚渊孟先生著述甚富……”误置于第14册毛晋《虞乡杂记》之前，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致使邓先生一个疏忽，张冠李戴。后来查阅邓之诚日记，我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年7月13日日记：“杂阅《虞山丛刻》。……《以介编》，以上乙集，皆毛晋撰。《松窗快笔》、龚立本《烟艇永怀》、《虞乡杂记》，以上丙集。”同年8月3日日记：“阅《虞乡杂记》《松窗快笔》《烟艇永怀》《以介编》。”（《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册、页，凤凰出版社年4月版）
图4
如上所述，蔡思诚的名字虽见于《寅斋闻见》（《闻见录》）、《虞乡杂记》和《重修常昭合志》三书，实质上源出一处，所以我说是“孤证”。所谓“孤证不立”，这在考据学上是一个原则。既然是孤证，蔡思诚是不是常熟人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可以提出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除了上述三书之外，再也找不到年前的哪本书有过蔡思诚是常熟人的记载？常熟以方志编纂多著称于世，蔡思诚这样一个足以给故乡增光添彩的人物，为什么《重修常昭合志》之前的各种明清方志不着一字？永乐十八年，故宫主要建筑基本完成，朝廷大封有功的匠人，名单昭然可稽，为什么没有蔡思诚的名字？《虞乡杂记》如果真的像丁祖荫推测的那样“别有定本，为张氏所据以付刊者”，毛晋为什么在定本中把那样一条重要史料删除？……
事实上，《寅斋闻见》等三书之外，在明清两代的基本史料中，不仅没有哪一部提到过常熟有蔡思诚，也没有哪部书记载过蔡思诚主持了北京内府的建筑。大概正因为如此，熟知明清历史的邓之诚才会据全祖望《跋袁尚宝记北京营造始末》提出蔡思诚是不是蔡新的问题。
图5
全祖望《跋》全文如下：
《符台外集》多足以补史事，而其《记北京营造本末》一篇谓左副都御史李庆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卿列（原注：蔡官工部侍郎），滥起人夫，恣为鱼肉，死者几百万。初，上命月粮之外，每旬赏钞，有病者赏医药，死者赏棺。庆、新与都督薛禄、指挥沈清等，只图剋取入已，尽行干没，月粮则以死为生，重妄支给。及殿成，命大醮以慰死役者。而庆惧以滥役得罪，只开万人以上，其奸如此。不半年而三殿灾，职此之由也。按，庆、新不足言矣。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亦依阿其间耶？不亦为盛德之累耶？（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嘉庆十六年刻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符台外集》为明初宁波人袁忠彻所著。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七十七收录李贤《尚宝司少卿袁公忠彻墓表》（程敏政《明文衡》卷九十四作《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袁公墓表》）：
庚申，改中书舍人。己丑春，营北京，公扈从。既至，日与大议。复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随出入禁庭。寻密遣公乘传看楚王子重瞳，公还奏无他异。庚寅春，以公父高年，优赉（注3）遣还。公扈从北征，既还，上屏左右，从容密问大臣优劣之状。武臣丘福、朱能、张辅、李远、陈懋、柳升、薛禄，文臣姚广孝、夏原吉、蹇义、金忠、吴中、吕震、李庆、方宾，公一一论断以对。上曰：“卿所识鉴，正合朕意。”（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图6
可见，袁忠彻自“营北京”之初，即“扈从”参与“大议”，他回答大臣优劣之状时列举的大臣中李庆、薛禄都在其内，《记北京营造始末》以同时代并且参与其事的人记当时事，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是此书如今最容易见到的版本并非完帙。《四明丛书》本《外集》张寿镛序说：
《鄞艺文志》著录《符台外集》五卷，今伏跗室冯氏所藏者为旧钞本上下二卷，与志目不合。全谢山《跋袁尚宝记北京营造始末》谓《符台外集》多足以补史事，而今本无之。即李杲堂《甬上耆旧诗》所录诗二首亦未见，则二卷本之阙佚多矣。（《四明丛书》第7集第13册《符台外集》卷首）
我查阅全书，确实没有看到《记北京营造始末》，大概此文不巧在“阙佚”之列。但袁氏写过这篇文章，可以找到一个旁证。清人梁学昌《庭立记闻》卷一：
营造北京，梓人蔡新官工部侍郎，见袁尚宝《符台外集》。（《庭历记闻》，嘉庆刻本）
图7
全祖望跋和梁学昌笔记都称蔡新为“梓人”。梓人本是古代木工的一种。《周礼·考工记·梓人》：“梓人为笋虡（注4）”又：“梓人为饮器。”《仪礼·大射礼》：“工人士与梓人，升自北阶两楹之间。”郑玄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属，能正方圜者。”到后来，“梓人”成为木匠乃至建筑工匠的统称。根据全、梁二文，蔡新以一个身份卑微的木匠官至工部侍郎，而侍郎是正三品的高官，那么他理应会出现在明代史籍中。可遍查各种明代基本史籍，都没有蔡新官工部侍郎的记载，倒是有个叫蔡信的，因为营建北京的功劳被破格任命为工部侍郎。之前，他已经担任过营缮所正（何时任命，未找到记录）和清吏司郎中的职务，《明实录》载：
（永乐十一年五月壬寅）营缮所正蔡信，升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不视事，赏彩币三、表里钞二百锭。其营缮所正王宁等并督工官吏及军民工匠赏各有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台湾史语所本，下同）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内府营造大体完成，明成祖嘉奖了一批有功人员，蔡信是其中最大的得益者：
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升营缮清吏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营缮所副吴福庆等七员为所正，所丞杨青等六员为所副，以木瓦匠金衍等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文武官员及军民夫匠钞、胡椒、苏木各有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按，前引李贤撰袁忠彻墓表，永乐七年开始“营北京”，而这里说永乐十五年兴工，后者当是指“复于皇城东南……”而言，并非指整个“营北京”的工程，永乐十一年蔡信即由营缮所正升郎中可证）
图8
此事在明人著作中多有记载，比如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十六、雷礼《皇明大政纪》卷八、茅元仪《掌记》卷五、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十五、涂山《明政统宗》卷八、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九十二、薛应旂《宪章录》卷十九，内容大同小异，本文不一一引述。唯郑晓的《吾学编·大政记》卷二载蔡信升工部侍郎的时间为九月，与《实录》和其他各书有异，恐不足取。
蔡信做到三品高官之后的主要事迹，我仅就《明实录》所载列举如下。明成祖死后，洪熙帝在位的几个月，蔡信依然得到信任和重用：
（洪熙元年正月壬辰）升工部左侍郎李友直为本部尚书，专理缮工事，而以工部右侍郎蔡信副之。（《明实录·仁宗实录》卷六下）
但蔡信这样的官，在当时被称为“匠官”，这个名称很明显带有鄙薄的意味，“正途”出身的官员大概对他们没有多少好感。洪熙帝一死，宣德即位，蔡信的麻烦就来了：
（洪熙元年七月壬辰）行在工科给事中吴彝等劾奏，比者行在工部侍郎蔡信奏请南京廊房十间与家人居，圣恩与之，缘信于仁宗皇帝时己奏请来宾楼一以居家人，今隐匿不言，复请廊房，贪冒欺诈，宜置之法。上曰：“小人务利，何有厌足！但今山陵方资其用，姑宥之，廊房亦不与。”（《明实录·宣宗实录》卷四；事又见《宣宗宝训》卷五）
图9
这一次，幸亏洪熙帝的皇陵建筑还有赖于他，总算没有被“置之法”，但职务虽然依旧，说话终究没有分量：
（宣德元年三月癸卯）先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言，浙江等都司及大同、宁夏、宣府诸卫军匠在京执役者乞皆取家室至京，隶锦衣卫。上不允，以问工部尚书吴中，中对：“军伍当与兵部议。”至是兵部尚书张本等言，信奏取军匠家室，计其数凡二万六千人。总二百四十五卫所，而大同、宁夏诸卫皆临边境，为匠者蹔（注5）役其一丁，今若尽取，如一匠止三丁四丁，已近十万之数。士伍既缺，人情惊骇，其言不可行。上曰：“朕固知其不可。彼以匠艺得官，岂谙道理。但知所管属多，则于已有利，岂知兵备乃国家重事，不可减撤。况比来营建，已皆停止，何用劳扰如是。”（《明实录?宣宗实录》卷十五）
甚至正常的升迁，也被皇帝一言否决：
（宣德五年四月己丑）行在吏部奏，工部右侍郎蔡信任满九年，于例当升。上曰：“信在祖宗时以营造有劳，特授是官，今复任足矣。”（《明实录?宣宗实录》卷六十五）
总的看来，在宣德年间，蔡信是不得志的。不过，他在建筑上的才能到底没有人能否定得了，宣德帝死后，他又“有用”了：
（宣德十年正月）癸未，营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天寿山，敕太监沐敬、丰城侯李贤、工部尚书吴中、侍郎蔡信、督工成国公朱勇、新建伯李玉、都督沈清及内府诸衙门锦衣卫发军匠人等共十万人兴役。（《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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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对蔡信的态度较宣德要好一点。蔡信于正统二年以年老为由致仕（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六十五《工部左右侍郎年表》：“蔡信，永乐十八年右，提督工程。宣徳二年致仕。”致仕的时间定在宣德二年，显然错误），尽管赏给儿子蔡祺一官半职的请求未能如愿，但工部停止给他发放俸禄的要求皇帝也没同意：
（正统二年四月）戊寅，初，行在工部右侍郎蔡信以年老请令其子祺代督工作，从之。未几，信又乞命祺以官，上不许。至是，工部请罢给信俸，上曰：“姑与之。”（《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十九）
正统三年（年），蔡信去世，皇帝念及蔡信的劳绩，遣官赐祭：
（正统三年九月庚寅）工部右侍郎蔡信卒，遣官祭之，其辞曰：“尔以精通工技，久效劳勤，兹特遣祭，命官治丧葬，尔其承之。”（《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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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材料，加上在明代史料中找不到其他地方还有蔡新凭北京营造超擢为工部侍郎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忠彻《符台外集》散佚的《记北京营造始末》中那个“蔡新”应该就是“蔡信”。蔡信这个人，建筑方面的才能不容怀疑，但从全祖望的《跋》看，人品上是有污点的。他（以及李庆等）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工匠等“恣为鱼肉”，导致“死者几百万”，这个数字可能夸大，但当时工匠民夫的死亡率确实是很高的。明人陈循《赠少保兼兵部尚书邝公墓志铭》：
北京营造工，四方军民集役凡数十万，以劳役得病者十常二三，病而死者过半。朝廷遣医分疗，而以御史督视。公被选往视，其病若在己，令先荡除所舍之秽，俾医药就，然后计口责其成功，稍施劝惩，病赖以不死者十逾八九。（《芳洲文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页）
照片来自jiem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