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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逍遥楼
张迪
逍遥楼进入研究视野，与东西巷有关。我与一群朋友深度挖掘整理研究东西巷的历史时，默默沿着桂林城的历史痕迹走进唐朝，唐朝那座颇具盛名的逍遥楼，不经意间便进视线。开始，只是兴奋。后来，却是层层的惊喜。追溯逍遥楼的历史，或许应该从桂林城的建城史开始。最初的历史桂林城最早的筑建者是一位陕西籍的官员。桂林的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官员。这位官员就是在民间颇具神话色彩、《西游记》中托塔李天王的原型———首建桂林城李靖。“唐武德四年（62），李靖出任桂州总管之后，便着手营建桂州城。他选取漓江西岸、独秀峰东南，约今解放东路与正阳路交叉，作为筑城的中心，开始了唐代桂州城的第一次营建。李靖此时修筑的桂州城又称衙城、子城，是官署衙门的所在地。”这是《桂林通史》（钟文典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对桂林城最早建筑的记载。李靖（57—），字药师，唐武德四年（62）受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关怀下层百姓，他到州县，访贫问苦，延见长老，“宣布天子恩义，远近欢服”……在桂林期间，还首创桂州城，后称子城，亦称衙城，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开腾仙、东江、静江、顺庆四门；修建庆林寺、榕树门，开桂林城池建筑之先河……桂人有感李靖德政，宋绍兴二年（32）于七星山北麓寻源桥畔建李卫公庙祀之。当年的“李卫公庙”，就在如今七星公园附近的六合圩。如今的六合圩，源自宋朝桂林百姓自发前来李卫公庙“祀之”而形成。另外，桂林平乐县三江口的令公庙，传说也是当地百姓为感念李靖的德政而兴建，至今香火旺盛。李靖主政一方，多为百姓利益和当地长远发展考虑，被后世纪念。唐代的桂林，在李靖的治理下，素有“小长安”之称。《全唐诗》中张叔卿的《流桂州诗》一诗的记述就是例证：“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历史是公正的。一任官员只要为一座城市真正作过贡献，这座城的百姓会以他们的方式感恩。唐大中年间（公元—）和光启年间（公元—），蔡袭和陈可环各修筑外城和夹城一座，城墙周长达数十公里，城内分政府区、居民区和商业区等。这时的桂林已初具规模。“夹城：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沿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增崇气色，殿若长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是桂林城建筑史上最早明确“逍遥楼”在唐代“夹城”上的文献。莫休符，广东开建（今属广东封开）人，唐昭宗光化二年（）著有《桂林风土记》。《桂林风土记》应该是桂林最早的“旅游攻略”书，书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桂林的“历史细节”，而中国历史历来最缺的恰恰是“细节”。唐代文人墨客笔下的逍遥楼逍遥楼究竟建于何时，现存的文献中均没有确凿说明。由于史学界的缺位，我们只能从唐人的诗词中发现关于逍遥楼起建时间的“蛛丝马迹”。逍遥楼是唐朝官员抵达桂林后必登临之楼，且让我们循着诗人们留下的痕迹去寻找“逍遥楼”的建筑史吧！唐朝最早写逍遥楼的诗人，应该是宋之问。登逍遥楼（唐）宋之问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这是第一首明确在诗中提及“逍遥楼”的唐诗。这首诗写于公元7年，由此推测逍遥楼至少应建于公元7年前，并且此前就叫“逍遥楼”。唐武德四年（62），李靖开始着手建筑桂林城的“子城”。唐大中年间（—），蔡袭修筑桂林城的“外城”。根据三个时间推断，逍遥楼应该建于李靖建筑桂林城的“子城”之时，时间应在公元62—7年之间。登逍遥楼一年后的先天元年（72），唐玄宗即位，宋之问被赐死在桂林。宋之问在桂林的时候虽短，却为逍遥楼留下两首诗，如果不是他的两首诗，关于逍遥楼的疑问或许更加难解。这两首诗，一首是《登逍遥楼》，另一首是《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意随蓂叶尽，愁共柳条新。投刺登龙日，开怀纳鸟晨。兀然心似醉，不觉有吾身。”“晦节”是唐代的节日名，在正月最末的一天。晦节宴请是唐代的习俗。王都督是当时桂林的地方军事长官。这首诗写的是宋之问陪王都督在逍遥楼请客吃饭的一次活动。诗中透露几个信息，当时的逍遥楼应该是达官贵人宴请重要客人的场所。楼下是清澈的漓江水，远处群山相映，想想当年在逍遥楼请客吃饭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呀！难怪宋之问吃完饭后，会忍不住赋诗一首。今天的桂林人对宋之问知之甚少。在这里，不妨多说一下宋之问此人。或许，他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启迪。宋之问（—72），一名少连，字延清，山西汾阳人，一说为弘农（今属河南灵宝）人。史料记载，宋之问“仪貌伟岸”、“能言善辩”，年轻时就负有盛名，擅长五言诗，在当时的诗坛上极为有名。武则天当政时，任命宋之问与“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一次，武则天游龙门，要随去的文人们赋诗助兴。左史东方虬最先完成，武则天很高兴，立即赐他一领锦袍。接着，宋之问的诗也写成了。武则天看了宋之问的诗，称赞不已，认为宋之问的诗比东方虬的诗强，锦袍不该给东方虬，于是令人把给东方虬的锦袍转赐给宋之问。这件事，让东方虬很没面子，但从中却可以看出武则天对宋之问才华的欣赏。其时，权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受武则天宠幸。宋之问与沈佺期等极力巴结张氏兄弟。张易之所作的诗，多数出自宋之问等人。中宗李显即位以后，张氏兄弟被杀，宋之问被谪泷州，不久，逃回洛阳，躲藏在张仲之家。恰在这时，武三思当权。张仲之与王同皎密谋要杀掉武三思。这事被宋之问知道后，宋之问即命他的侄儿冉祖雍去告密，以期邀功请赏。因为出卖张仲之，后来武三思提拔宋之问做了鸿胪主簿。但宋之问也因此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或许，因为深切明白权力斗争根本就毫无道德可言，景龙（—）年间，宋之问任考功员外郞。当时，高宗李治和武后所生的女儿太平公主权势颇大，宋之问去巴结她，受到重用。到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权盛时，他又转身逢迎安乐公主。宋之问此举让太平公主非常恼火。中宗想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太平公主坚决反对，并揭发他知贡举时行贿受贿。这样，宋之问再次被谪京外。宋之问的悲剧值得今天的官场深思，在初唐诗坛颇具影响力的宋之问何以走到如此地步？简单地指责他的政治品质，或许过于草率。实际上，他涉足朝廷后宫的斗争才是被赐死的真正原因。唐朝另一个大诗人也曾留下关于逍遥楼的诗句。这个诗人就是李商隐。仅从创作层面来说，李商隐虽然只在桂林居留一年多时间，但此期间创作的诗作颇多，被认为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其中，《桂林》（也有资料说《桂林纪事》）一诗中也提到“逍遥楼”。桂林(唐)李商隐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李商隐这首诗中关于“高楼”的说法不一，诸多文献认为“高楼”是指“逍遥楼”。但曾编注《历代桂林山水风情诗词首》的樊平先生认为，“高楼”应是借指远在桂林西北方的长安帝都，那是作者所崇敬所眷念所来自的地方。学术需要质疑和争鸣。李商隐这首诗中的“高楼”究竟是否指“逍遥楼”，还有待学界考据和论证。综合现存文献，桂林学界的普遍观点：桂林逍遥楼的盛名流传，得益于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逍遥楼”碑。颜真卿，陕西西安人。始建逍遥楼的李靖，陕西三原人。一代名楼逍遥楼，与唐代的陕西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题匾之争
唐代的桂林，发生过许多颇有意思的事情。韩愈没到过桂林，却写下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千古佳句。颜真卿也没到过桂林，但他的书法作品“逍遥楼”在桂林却流传甚广。颜真卿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关于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苏轼也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桂林石刻》（曾艳娟 著 漓江出版社）在《普陀山 唐·颜真卿题“逍遥楼”三字》一文中记载：桂林石刻颜真卿书的“逍遥楼”三个大字，笔画雄强刚劲，端庄雄伟，气势开张，是颜真卿存世书法中最大的作品，书写于唐大历五年（）。碑高2.5米，宽米，真书，字径0.6米，落款“大历五年正月一日颜真卿书”。颜真卿从未到过桂林。当时，蒲州（今天山西永济）多处摹勒颜真卿书写的“逍遥楼”三个大字，此碑应是唐代时，由南下官员带到桂林的摹刻之作。自从颜真卿“逍遥楼”三个大字刻到逍遥楼后，逍遥楼更是名震岭南，声名远播。蒲州，可能有人陌生。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写的就是蒲州的“鹳雀楼”。据说唐明皇李隆基也曾专门写过《登蒲州逍遥楼》。关于桂林的“逍遥楼”最初的题匾，究竟是不是颜真卿的书法真品，桂林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樊平先生在《从诗文视角辨析古桂林之“逍遥楼”与“湘南楼”》考据：宋之问来桂前,“逍遥楼”已名实俱存。那时，颜真卿才是个三四岁的孩子。颜真卿为“逍遥楼”碑书当是唐大历五年()，其时宋之问已辞世58年。可见，说因移置“颜碑”,故名“逍遥楼”，应属妄断。樊平先生从时间的角度质疑，有其道理。合理的推测或许是，逍遥楼始建时并没有颜真卿的书法碑刻，只是后来修缮时才把他的“逍遥楼”书法刻于其上。至于他的“逍遥楼”书法作品究竟何时移置于桂林的逍遥楼，尚有待进一步考据。至于有人认为七星公园普陀山下的“逍遥楼”碑文，不像是颜真卿目前流传甚广的作品，从而质疑“逍遥楼”碑文根本不是颜真卿的作品，对此观点，不妨从颜真卿的书法作品的不同阶段，进行理性分析更为合理。研究者认为颜真卿的书法大约有三个境界。第一境界，在五十岁以前。这一过程初步确立“颜体”面目。在这一时期，虽然各碑面目或有差异，但总体是“颜体”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境界，从五十岁至六十五岁。这一过程中“颜体”形神兼具，已渐成熟。其间作品有《请御书逍遥楼诗碑额表》（）、“逍遥楼”三字（）、《麻姑山仙坛记》（77）等。第三境界，在六十五岁以后的十多年中。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由此判断，仅仅认为颜真卿的“逍遥楼”书法与其他作品不同，便认为不是他的作品，或许有失偏颇和武断。关于“逍遥楼”的历史疑问，除了楼名题匾是否真是颜真卿的书法真品外，它与湘南楼的关系也一直存在争议。说起湘南楼，必须提及宋朝的三个人。修楼的程节、程邻父子，撰写《湘南楼记》的李彦弼。先说程节、程邻父子。《桂林历史人物録》（张益桂 张阳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记载：程节（—04），字信叔，号竹溪，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一作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人，宋嘉祐六年（06）进士。绍圣元年（）由朝散大夫权广西转运副使，晋直秘阁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权知桂州；元符三年知桂州……程节在桂期间，遍游桂林山水，对桂林风景名胜多有修葺，建八桂堂、骖鸾亭、环翠阁，修龙隐寺、龙隐桥，重修逍遥楼……简单看程节在桂林的经历，他应该算是口碑不错的官员。至少在桂林期间，他实实在在做了许多事，其中之一便是“重修逍遥楼”。再看他的儿子程邻。程邻，字钦之，程节的儿子，宋大观二年（08）知融州，诏往黔南路抚谕；四年代父节知桂州。政和五年，程邻缮修逍遥楼，更名为湘南楼，并于揭帝塘上建八桂堂，李彦弼为撰《湘南楼记》《八桂堂记》，记述修建情况，程邻为之篆额，刻碑于楼堂。另据史料记载，兴安的“严关”二字也是程邻的书法。“政和五年，程邻缮修逍遥楼，更名为湘南楼。”事情在此已很清楚，唐代的逍遥楼到宋朝时先是由程节重修，尔后由程邻修缮并更名为“湘南楼”。至于李彦弼，只是写《湘南楼记》的一介文人。李彦弼先后与程节、程邻父子共事多年，估计“逍遥楼”更名“湘南楼”应该有李彦弼的推波助澜。李彦弼何许人？史料记载，李彦弼，字端臣，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在桂林长达5年，先后与程节、程邻父子共事，对桂林城建、文化，多有贡献。“彦弼富文才，自称李白后裔。”张鸣凤评其文章“特尚新奇”。“逍遥楼”还是“湘南楼”？不过，对“逍遥楼”是“湘南楼”的前身之说，桂林学界也有不同看法。樊平先生在《从诗文视角辨析古桂林之“逍遥楼”与“湘南楼”》辨析：宋李彦弼在他的名篇《湘南楼记》中说，因“阅岁滋久，城东之门，柱欹缀颓，栋桷腐挠，卑陬褊迫”，安抚使程节决定将其改建。“兴于建中靖国之秋（0），成于崇宁初元之夏（02）”。落成之日，程节说，“兹亦胜概之绝伦者矣。昔之赋客诗人，咸指桂林为湘水之南，尝试以‘湘南’命焉。”随即命僚属李彦弼：“子其为我摛藻而碑之，惠兹楼为不朽，可乎？”这就是当时“城东之门”改建并命名为“湘南楼”的简要过程。樊平先生的辨析，与张益桂、张阳江主编的《桂林历史人物録》中关于程节、程邻父子更名“逍遥楼”为“湘南楼”的历史细节，明显不符。都是远隔千年历史的今人，都是依据残存史料的辨析和记载，谁对谁错？樊平先生甚至呼吁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读读李彦弼这篇《湘南楼记》。读后你会觉得，眼前似乎突现一团迷雾：当今桂林学界不是通行“‘逍遥楼’改为‘湘南楼’”一说吗，为什么洋洋千余言的《湘南楼记》，只字不曾提及？但三思之后，你会豁然开朗：原来“逍遥楼”早在那“城东角上”,“轩楹重叠,俯视山川”；“湘南楼”则另踞“城东之门”，“与朝日争辉”,“与游氛袭气”。“城角”、“城门”，各有处所，焉能混同；“逍遥”、“湘南”，二楼分立，无法合一。至此，樊平先生认为“逍遥楼”与“湘南楼”是两座楼，不存在“逍遥楼”更名为“湘南楼”一说。的确，关于逍遥楼的历史有许多谜团。与范成大同时代的张栻、刘克庄、李曾伯等，也曾赋有相关“湘南楼”的诗，李曾伯还重建湘南楼，写有《重建湘南楼记》。同李彦弼一样，他们在诗文中也只字未涉“逍遥楼”，更不说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承袭关系。张鸣凤的《桂胜》对“逍遥楼”也非常“吝啬”，只有简单的两句话，一句是，“东楼之北有楼曰逍遥”，与范成大诗句“同倚东楼岂偶然”喻“东楼”即“逍遥楼”意思相反。另一句是，“宋改逍遥曰湘南”，话说得这么“铁定”，却没有什么经得起检验的“铁证”。对“逍遥”、“湘南”二楼的纠结，清嘉庆七年（）《临桂县志》的编纂者言及此事时，写下郑重按语：二楼俱在东城，李记并未明言系“逍遥楼”改建。“湘南楼”既建于崇宁，而范成大尚有“逍遥楼”诗。疑非一地。惟《湘南楼记》刻于“逍遥楼”碑之阴，亦不辨“颜碑”刻于何时。对樊平先生仅凭《湘南楼记》中没有涉及“逍遥楼”，从而认定“逍遥楼”和“湘南楼”是两座楼的观点，或许，尚有待商榷。因为，如果李彦弼在《湘南楼记》中刻意不提“逍遥楼”呢？刻意隐瞒、掩盖历史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湘南楼，还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曾经重建湘南楼的李曾伯。李曾伯（98—）字长孺，号可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后居浙江嘉兴，邦彦曾孙。宝祐五年（）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翌年兼广南制置使，移司桂林。他在此修筑城池，训练民兵峒丁以抗元军。曾伯礼遇部将甚备，军不敢扰，且乐为用。元兵知不可攻，北去。曾伯遣军蹑其后，败之黄沙，又败之衡山，湘桂以宁。曾伯在筑城同时还重建湘南楼，并作《重建湘南楼记》刻碑楼中。李曾伯的《重建湘南记》中有七个字，曾被人记住“桂林山川甲天下”。长期以来，这句话曾被认为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的出处。上世纪90年代，独秀峰发现王正功的“山水甲天下”诗碑，“甲天下”一语的原版方才为世人所知。“山水甲天下”一语，只比“山川甲天下”一句早58年。我感兴趣的是，李曾伯是李邦彦的曾孙。对宋史有研究的人，应该不会对李邦彦陌生。“邦彦英俊秀美，为文敏而工，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自号李浪子………宣和三年（2）拜少宰，靖康元年（26）为太宰，京都人目为浪子宰相。邦彦为相，主张割地求和，反对出兵抗金，遭百姓殴骂。建炎元年（27）以主和训国，责受建武军节度副使，浔州安置。建炎三年闰八月十八日途经兴安，游览乳洞，作《三洞记》刻于洞壁。次年卒于桂林，谥文和……”（《桂林历史人物録》（张益桂 张阳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是这个在宋朝因主张投降臭名昭著的宰相，却在桂林留有“栖霞洞”、“龙隐岩”等榜书石刻。或许，由于曾祖父的名声不佳。李曾伯在桂林主政期间，面对元兵入侵桂林时奋勇抵抗，并为桂林建设甚为用力，留下不错的政绩。相比曾祖父李邦彦，李曾伯的政绩和人品都颇受后人好评。唐、宋时期，是文人的幸福时光。无论是“逍遥楼”，还是由“逍遥楼”更名的“湘南楼”，都能得到主政官员重视，通过重修和修缮传承名楼文化。且不去管宋代的“湘南楼”究竟是否由“逍遥楼”更名而来。一味在故纸的缝隙间求真，未必能寻出真相。好在，南宋扩建桂林城垣，竣工图《静江府城池图》上也描绘有逍遥楼的图像，标识名为逍遥楼。逐渐淡出文人视野逍遥楼终于清晰重回历史。元代之后，关于“逍遥楼”的诗文再没有异出，“湘南楼”淡出文人的视线。元代的伯笃鲁丁曾作五言律诗《逍遥楼》。逍遥楼（元）伯笃鲁丁身世云霄上，飘然思不穷。晴山排翠闼，暮霭閟琳宫。牧笛残云外，渔歌落照中。蓬莱凝望眼，隐隐海霞红。伯笃鲁丁，字至道，元代答失人。至治元年（32）进士。至元三年（）任广西廉访副使。四年，重修静江路府学；六年，重修城南阳桥，伯笃鲁丁作《阳桥记》，刻碑桥头。遗憾的是，如今的阳桥重建时却把伯笃鲁丁忽略了。今天的桂林人说起伯笃鲁丁有些陌生，但如果说起桂系将领白崇禧和著名作家白先勇，一定不会陌生。白崇禧的祖上就是伯笃鲁丁。白先勇在《我的寻根记：少小离家老大回》记载：“按照我们祖谱记载，原来我们这一族的始祖是伯笃鲁丁公，光看这个姓名就知道我们的祖先不是汉人了。伯笃鲁丁公是元朝的进士，在南京做官。元朝的统治者歧视汉人，朝廷上用了不少外国人，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到了伯笃鲁丁公已在中国好几代了………”伯笃鲁丁没想到，他的后裔白崇禧会是一代战将，白先勇会是世界级的著名作家。除了伯笃鲁丁赋诗逍遥楼之外，元朝的吴伯寅也曾步伯笃鲁丁所作五言律诗《逍遥楼》韵，作《逍遥楼次韵》：“危楼天欲半，登览兴可穷？云锁昆仑塞，星环太乙宫。江山图画里，宾主笑谈中。回首严城暮，千门日影红。”元朝对文化是轻视的，文人在元朝的地位曾有“九文十丐”一说。所幸，元朝的桂林还能留下关于逍遥楼的两首诗。确切地说，逍遥楼的历史，从元代以后便失去了唐宋的风光。随之而来的，是因为战争的沉浮和遗忘。时间进入明朝，关于逍遥楼的诗句更为鲜见。出身卑微的朱元璋骨子里也不喜欢文化人，在如此大环境下，明朝官员少了闲情雅致的生活，自然也少了写诗的心情。两百多年的明朝，只有一个叫杨芳的官员，曾经在逍遥楼上宴请同僚时留下诗句。春日逍遥楼同王将军小集（明）杨芳逍遥楼上赋逍遥，极目韶光好景饶。四面青山环榻峙，数声黄鸟唤人娇。徜徉仿佛庄生梦，唱和依稀帝女箫。尘世几逢开口笑，座中况有霍嫖姚。杨芳，生卒年不详，明代巴郡（今重庆市）人。万历二十七年（），以副都御史出任广西巡抚，在桂七年。明崇祯十年，明朝的另一个人来到桂林。不过，他的到来却给逍遥楼带来新的谜团。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明崇祯十年（）闰四月二十日，到兴安。当年徐霞客52岁，从上年九月，携一僧一仆，开始人生最后一段历时最久的游览生涯。徐霞客在桂林近一个半月，游遍桂林四周的山。曾两探七星岩、三上雉山。多次要求登独秀峰，而未能如愿，成为终身遗憾。徐霞客对桂林附近60多个岩洞的全面考察和对各洞内部形态准确生动的描述，被国内外学术界叹为观止。桂林是《徐霞客游记》记载最详的大城，记述了府城、王城、衙署、街市的布局。比起一些朝廷主持修撰的“正史”，《徐霞客游记》最大的历史价值之一，就是它的真实和相对准确的细节。“十九日，以行囊简付赵主人时雨。余雨中出浮桥，将附舟往阳朔。时即开舟，挨挤不堪；姑入空舟避雨，又不即去；乃托静闻守行李于舟，余复入城。登城楼，欲觅逍遥楼旧迹，已为守城百户置家于中。遂由城上南行，二里，抵文昌门。”这是《徐霞客游记》中关于逍遥楼的记载。明刻本《大明一统志》中关于逍遥楼仅一段简单记载：“逍遥楼在府城东唐建，颜真卿书额刻于石；（唐代曾任桂州都督的河北人）王晙诗‘晦日登楼望，江山一半春’，即此。”不知道徐霞客是否按此来寻找逍遥楼。“欲觅逍遥楼旧迹，已为守城百户置家于中。”这是徐霞客游记中所有关于逍遥楼的记录和线索。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千户所下设有百户所，统兵20人，分为二总旗，十小旗。百户为百户所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连长。何为“逍遥楼旧迹”？“守城百户”如何“置家于中”？徐霞客没详细说明，这不符合徐霞客的一贯风格。r先来看看徐霞客在桂林的日程。四月二十日到兴安。一路游览。二十八日到桂途中。二十九日游木龙洞、虞山。五月初一游叠彩山、伏波山。初二游七星岩、七星山。初三，追录游记。初四，游独秀峰、榕树门、隐门。初五，雉山。初六，南溪山、刘仙岩。初七，南溪山、崖头。初八，北门诸山。初九，象鼻山、斗鸡山、穿岩。初十，约登独秀峰。十一日，龙隐岩、月牙岩、程公岩。十二日，西山、中隐山、侯山。十三日，辰山。十四日，尧山。十五日，黄金岩。十九日，定阳朔舟。疑团似乎越来越浓。如果逍遥楼还在，以逍遥楼的影响，徐霞客在桂林多日为什么丝毫没有提及？哪怕从外形上简单描述！原因，或许有两种。一、此时逍遥楼已经不在；二、逍遥楼还在，但已经不对外开放。如果只是不开放，以徐霞客的习惯应该会去记录。不知为何，曾经的一代名楼逍遥楼，居然在徐霞客这里变得一笔而过，语焉不详。这是逍遥楼的遗憾，也是徐霞客的遗憾。与逍遥楼一起遗憾的还有独秀峰，徐霞客几次申请登独秀峰，却一直没能如愿。以至于《徐霞客游记》中独独缺少独秀峰。倘若徐霞客来的时候，逍遥楼已经不存在，那么，疑问又来了。《桂林通史》（钟文典主编）第五章《清末民初新旧嬗变的近代桂林》第80页中的“清道光二十五年（）绘桂林城图”中又明确标注“逍遥楼”在当时的“行春门”和“东江门”之间。被史学界遗忘
没有史料明确逍遥楼在徐霞客来桂林之前是否存在，或者毁于元末明初的战火，也没有史料明确徐霞客来桂林之后是否有人重修逍遥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崇祯十年（公元年）到清道光二十五年（），这年的历史长河中，逍遥楼应该有人修缮或者重建。重修者是谁？修建的样式如何？不得而知。另外，一些网络上的资料说，逍遥楼最后的消失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桂林城所致。对此，多年研究桂林抗战历史的魏华龄明确表示，据他了解，抗战前桂林应该是没逍遥楼的。魏华龄先生的表态颇具价值。的确，抗战期间，众多文化名人云集桂林，如果此时逍遥楼尚在，这些文化人的笔下应该出现关于逍遥楼的片言只语。遗憾的是，他们的笔下却鲜有“逍遥楼”三个字。不能不让人遗憾，始建于唐代的一代名楼逍遥楼竟然不知不觉被人遗忘。这是桂林历史的遗憾。中国不乏名楼，它们的命运多是一波三折。但有一点，它们的多次重修皆因其具有厚重的人文价值。黄鹤楼，因为崔颢和李白的诗。岳阳楼，因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大观楼，因为孙髯的天下第一长联。滕王阁，则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逍遥楼呢？无疑与李靖和颜真卿这两位陕西人有关。桂林的逍遥楼为何最初取名为逍遥楼？虽然众多文献中没说明，但有一点学界却达成共识，这个名字与庄子的名篇“逍遥游”有关。关于庄子的逍遥游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何谓文化》一书中如是表达：“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撇开思想高度和历史影响，只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进行排列，分出了如下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庄子、孟子；第二等级：老子、孔子；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选庄子的代表作就有点麻烦了。他的那些名篇，各有精彩，较难定夺。最后还是决定选《逍遥游》，一是因为它最著名，二是因为‘逍遥游’这三个字，我历来看作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最高概括。”作者简介
张迪，美宿志创始人。曾经，军旅磨砺十余年和媒体激情十余年。欢喜享悦一切美好。现供职某文学杂志社，兼职桂林民宿协会会长。先后主编《桂林休闲地图》、《桂林米粉》等系列休闲书籍，主编《嘉熙地》（诗集），著有小说集《曾经那么接近幸福》。近年来致力非虚构创作。
图丨资料图片
THEEND
主编：张迪
编辑：张雯雯
潘小十
莫国珍
版式：张其雨
阚禾笛
出品：桂林嘉熙地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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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旅游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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