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https://yyk.39.net/hospital/89ac7_map.html一、周作人的散文观
新文学伊始，就有了很多的理论建设，首有胡适.1《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2《文学革命论》两篇发难之作，其他先驱者参与讨论的文章也有很多，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寄陈独秀》《寄胡适之》，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当时先驱者的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定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
如果说胡适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也更深入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建设，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识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的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
二是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平民文学》，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补充和具体化。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
不过周作人很快就对这一理论进行反思，《自己的园地》一文中，进而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希望有着绅士的态度，又舍不得流氓的精神，自称为叛徒和隐士的重身。
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由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并日益超离了主潮。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思想启蒙的使命，讲求社会功利性，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自己的园地”文学观，表现出从变革大潮中“洁身退隐”的立场，但他的观点对新文学中日益膨胀的功利性不失为一种清醒的制约。他的“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也是后来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的共同追求。
三是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年发表《美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周作人强调好散文需要具备饶有“趣味”的内容，“平淡自然”的气质，还要追求能引发读者体味思索的“涩味”与“简单味”。
周作人受到了多方面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杂糅中见调和”的思想统一体。
他用蔼里斯调节“纵欲”和“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希腊文化中的“中庸之德”为基础，糅合了佛教的“莫令余人得恼”的精神，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了一种“周作人式”的思想结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义。
为了在“混乱”中能够“截断众流，站立得住”，他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佛教的“勇猛精进”，还有法家的“实效”精神，他的中庸主义带有“外柔内刚”的特色。在美学上就表现为所谓“以理节情”，在他的散文里，闲适、诙谐跟忧患互为表里，透出一种从容不迫、略带凄凉的“调子”。
周作人的散文观是“言志”，这是他个性主义、理想主义的体现。周作人认为“言志”是言自己之志，而“载道”则是言他人之志。周作人的言志小品文，主要指他年经历了“五四”落潮的彷徨期后所写的大量寄托个人精神理想、表达个人趣味的“闲话体”散文，以“冲淡平和”为主要风格。
《故乡的野菜》一文创作于.2，正是周作人转型后的早期代表作。可从周作人的文风中找到这样几个点来入手分析：闲谈体、涩味、简单味与趣味。
故乡的野菜京东好评率%无理由退换￥19.3购买二、《故乡的野菜》——“冲淡平和”之“味”1.“冲淡平和”的“闲话体”《故乡的野菜》就取材于衣食住行里的“食”，这就进入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从“自我”出发，在野菜这样平凡的事物上谈出各种的天理物趣，也谈出自己的情感志趣。闲笔般信笔写来，又不止是一般的闲聊，而是溶入了感情，不着痕迹地做了艺术的提炼，饶有情趣，又多含着忆旧的温熙。
叙述方式的简单要写故乡，却先说对故乡没有什么情分，正话反说：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
再由听妻子“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因为“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很自然地回到正题。接下来就对三种野菜不着痕迹地信口而谈：由春天常吃荠菜想到另一种常吃的黄花麦果，再由它扫墓时作贡品想到另一种扫墓时常吃的野菜紫云英。
文学语言的清淡质朴反应在形式上，则语言趋于朴素、精炼，不尚辞藻，不假雕饰，深入浅出；读起来极寻常平易，其实又不失深厚隽永。这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或艰辛。”
情感的自由流露作家情感思想的自发与真切的流露，而非做作、矫饰的表达。要达到这一点，作家对人生现实须保持一种既积极又冷观的姿态，一种平静的隽智的心境，即使有较为重大的或容易引发激烈的情思的主题，也力求以冲淡的不显激烈夸张的姿式来表达。
“闲话”体式之平和自然，正与大家公认的周作人文章“平和冲淡”的思想内容相表里，追求这种闲话式的平淡自然，也是由于作者心头住着“两个鬼”，反抗现实的“叛徒”和回避现实的“隐士”，周作人大概把写作当成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要通过写作达到自我矛盾心理的调适。
周作人以“平淡自然”作为一种审美批评范畴，对二三十年代散文创作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从20年代《语丝》派的俞平伯、废名等散文家，30年代以《人间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作家，一直到被称为“京派”的一部分作家，都曾经不同程度上宗法过周作人的路子，以平淡自然作为创作与批评所追慕的一种美学境界。
2.涩味、苦味这是比“平淡自然”更深一层的审美范畴。在为俞平伯散文集《燕知草》所做的跋中，周作人对自己的散文风格有相当的概括性：
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文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惜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周作人指出一种理想的文体应当是在纯粹口语体文章的基础上，加上“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谓涩味与简单味，主要是“文词”因素。他说“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当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的统制，可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所以，从涩味与简单味上去领略周作人散文的风格，是很恰当的。
在文章中，“涩味”有这两种表现：
一是文词之“涩”，语言风格上爱粗不爱细，喜暗不喜明，有意造成阅读欣赏上的某些阻梗与“陌生化”，或者增加阅读的“摩擦力”。比如以文言入文，使我们在阅读顺畅白话文的途中，加入一些“磕绊”，但这些文言字词绝无生硬之感，反使行文古雅，而别有一种“知识与趣味”，文章就引用《西湖游览志》《清嘉录》古代文献以及日本文献来描写野菜对于人们的意义——自古有之，自由相伴。
《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
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
……故有是称，亦未可知。
二是心绪之“涩”。散文中可以读到淡淡的惆怅，其情趣也有落寞的，甚或颓废的。有研究者说是“中年心态”，尝遍人生之苦反而养成以品“苦”为乐的“可怜处”，这样的心态则正是略带枯涩的。如开篇：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优游闲适的背后分明有一种无奈的逃世的低徊，与历经沧桑后的无奈、淡然。
在周作人的批评中，“涩”味与“苦”味常常放在一起讲，但“涩”不同于“苦”的，是它并不代表某种人生观，而纯粹是一种美学的意味，就像前面讲到的语言风格上等等。“涩”与“苦”相连，则是注重将“苦”味引申，留下余味。
3.简单味周作人又常将“简单”味与“涩”味结合起来作为一种审美趣味。简单不等于弘畅，在简单的表现中总有一些奥涩，能让人边读边不时停下来回味、思索、体验。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这样评论周作人小品文风：
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语言的简单味这种“全无颜色”就是周作人的“简单味”，也就是不肯修饰太过，不故作高深，语言以白话口语为主，写来简练无华。如：
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
语言无修饰，不做作，用的是极平淡、朴实甚至有点“拙”的语言，却满盈着趣味，特别是被庸常生活所掩盖的趣味。这种文字的韵味，就是“简单味”。正有点袁枚所说的“大巧之朴”。
叙事角度的简单味周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