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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军中大弟子”靳士英教授简介

靳士英（～），男，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历任解放军医院院长、广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南方医医院主任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邓铁涛学术经验研究，中医诊断学、针灸学、中西医内科临床、舌下络脉诊法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中草药、医学史研究。

邓铁涛师六十年来不仅教我中医学，还教我从哲学高度认识分析问题。他年青时喜欢读《大众哲学》《反杜林论》，这对他后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中医学者起到了莫大作用。

1临床实践与中医理论的辩证关系

年，医院休养，我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学习中医“登堂入室”之法。他说：学习中医必须坚持临床看病。不能看病，看不好病，算不得中医。只有临床看病，长期临床，潜移默化，才能积累经验，增长才智，对中医有深刻理解。另一方面，又必须学习研究理论，深入探索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经典、中医流派、中医各家学说，才能登高望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当以临床看病为先。

我自己是临床医生出身，对临床的重要性有深刻的体会。我想，宋代广东名医陈昭遇那句“历多达妙”的名言，就是说看病多，看疑难病多，才能达高超的境界。后来，我把这一点概况为“临床史观”。我遵照邓师的教导，身体力行，成为最早的受益者。

2中医与西医的辩证关系

一日，邓师打电话给我，问我：你知道我正在干什么吗？我说：您不是正在研究治疗冠心病的方法吗？邓师说：我现在正和我院的西医合作，研究搭桥手术围手术期的治疗。他说：这里边有谁是主角，谁是配角的问题。创造条件使患者完全接受手术治疗，手术后减少心梗复发、血管粘连等，中医是主角；开胸做血管搭桥则西医是主角。中医应看清位置，甘当配角，医生当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但是，中医不要就此止步，要不断深入研究，有朝一日能用中医的方法取代西医的开刀。邓师的这一观点“优势互补”，得到西医界、中西医界的认同，他们的学会请邓师作顾问。

3中药与草药的辩证关系

年8月21日，我携我的学生刘淑婷去看望邓老。邓师说：广东得天独厚，温热潮湿，雨水丰沛，动植物易于繁衍，据普查至少有种，其中草药就有不少，这些资源应当很好地利用。他还说：我非常喜欢用草药，如山慈菇祛痰散结，治淋巴结核和甲状腺肿；黄皮树叶，疏肝解郁，行气化浊，治乙型肝炎；千张纸、五爪龙，清咽利喉，化痰止痛，治慢性咽炎；千斤拔、牛大力、五指毛桃，大补元气，升阳救陷，治重症肌无力、运动神经元病；小叶凤尾草、珍珠草，清热利湿，治小便浑浊不畅、淋证；人字草，保肾利水湿，治肾炎血尿；火炭母，清热利湿，治急性菌痢、溃疡性结肠炎；布渣叶、独脚金，消食化疳，治小儿疳积；番石榴叶，收涩止泻，宜老弱小儿，五七片单煎，即可收效；鸡蛋花、木棉花，清热利湿，性情温和，宜于老弱妇女儿童腹泻，伤湿者良；龙脷叶、芒果核，祛痰止咳，治痰热咳嗽；咸竹蜂，清咽利喉，专治久咳咽痛；楮实子，养肝；土鳖虫，活血化瘀软坚，我用作软肝煎的主药治肝硬化。这些草药效果不逊于中药。所以我们应大力开发草药。我说：非常赞同邓老师的观点。何克谏说：“不是岐黄胜似岐黄”，就是说草药中的某些药物的疗效胜过中药。现今的国家药典已经将其收入其中，如九里香、半边旗、半边莲、千里光、丁公藤、龙脷叶、虎杖、鸦胆子等等。邓师说：我们应当辨证地看这些问题，要看到草药可以转化为中药，任何轻视草药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能用僵死的观点来看问题，应当用发展的观点、运动的观点、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分析问题。

(邓老与作者谈岭南草药)

4大剂与小剂的辩证关系

邓老开方用药、药味多则10味左右，少则3～5味，最少1味，剂量通常不大。他说：小剂量能治好病，何必用大剂量。尤其是对毒药附子、乌头类，更是如此。邓老说，目前对附子用量可分三派。

一派为尊经派，以陈伯坛为代表。他是清末举人，弃仕学医，专治伤寒之学，是当时广东伤寒四大学者，号称“四大金刚”之首。他说：仲景方用药的精义，务使药病相当，应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和病情的需要。方剂的分量，应重则重，应轻则轻，适可而止。对经方的使用，掌握要十分严谨，因经方组织严密，不可任意加减，如因病情需要，必须加减，应考虑与立方宗旨无矛盾方可，否则药的作用反受其牵掣，降低疗效。对沉寒痼冷，久治不愈的疑难病人往往用大剂附子治疗收功。上海著名伤寒家曹颖甫，每年都介绍一些疑难病人买舟下香江求陈伯坛治疗，收到很好的疗效。据英公女儿陈坤华介绍，“陈伯坛处方附子常用三两，甚至六两，干姜常用二两，甚至四两，桂枝常用一两”。曹颖甫所介绍的上海患者反映：“先生所用经方特重，如桂枝、干姜之属，动以两计，火锅熬煎，药味奇辣，而服之者病则良已云云”。按清末“库平秤”计，1两=37.30g，三两相当于.9g，六两相当于.8g。另，1枚附子的重量，诸家测定为18.65～37.30g。英公用附子，首先亲自选用优质附子，生用者少，多亲自炮制，亲自煎药掌握煎煮时间及火候，亲自观察病人服用，以求效果。其所用减毒之法有三：一是炮制去皮脐；二是长时间煎煮，先煎久煎；三是配伍减毒，用干姜、甘草、露蜂房、膨鱼鳃、黑黄白红绿五豆以减毒，所以虽用大剂，亦未发生中毒问题。

另一派为火神派，以清末郑钦安为开山，以《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为理论根据，开始强调辨证论治，后经门徒吴佩衡、祝味菊、唐步琪、范中林及李可等医家弘扬，自成一派，倡阳常不足说，重视扶阳，大剂应用附子，且对“十八反”，悖其道而行之，谓可以增效减毒，重视扶阳，擅用附子。李可救治心衰，附子用至30g、g甚至g，干姜60g，甘草60g，可谓用量极大，在临床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也有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冷思考学者”。

第三派是审慎派，以蒲辅周为代表。他对附子是从小剂量探索使用。他说：药必适量，不宜过大，要避免杯水车薪，也不能药过病所。用药宜精，用量宜少。他还推荐对慢性病用煮散的方法。他对腺病毒肺炎厥脱患者用参附汤、四逆汤救治；白喉热症，用黄连解毒汤，以僵蚕、附子反佐；霍乱吐利大汗用四逆汤加人参；阳虚脾湿腹泻老人，用炙黄芪四钱、桂枝二钱、杭芍三钱、炙甘草一钱、炒于术三钱、黑附子三钱先煎、生姜三片、大枣五枚，六剂，煎服。好转后又用红参二两、炒于术三两、干姜炮黄一两、炙甘草一两、黑附子一两、砂仁一两、木香三钱、茯苓三两、上肉桂三钱、怀山药三两、芡实四两，共研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丸重三钱，早、晚各服一丸，红糖水送服，以资调理。久偏头痛，用三生祛痛方，用川乌或草乌、生南星、生白附等分为细末，以葱白七茎、生姜五钱捣如泥，布包蒸热包患处，治30余年偏头痛，取得良效。蒲老用附子、乌头、肉桂非常谨慎，从小剂量开始探索，自成一家，称誉一时。

再远一点，我们考察了元·朱丹溪用附子的态度。他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在他的《脉因证治》中共70证，用乌附者22证，占证之31.40%，方共条，用乌附者32条，占总方数4.6%，如果除去伤寒部分的9方，每证不过一二方，可谓甚少。乌附用量一般多者一两，少者一二钱，十分审慎，中病即止。也有一些独出心裁的方剂，如“蜜附子”，治“喉痹腑寒，咽门闭，不能咽”，用大附子去皮脐切大片，蜜涂炙黄含咽津的方法治愈。产妇便秘，脉沉细，服黄柏、知母、附子而愈，三药本无通便之功，但一寒一热，巧相配合竟能收功，在“集效方中，驱虫药用槟榔，芜荑、鹤虱、乌梅中加附子七钱，也是特殊用法。”

明·李时珍谓：“乌、附毒药，非危病不用，而补药用少加引导其功甚捷。有人才服钱匕即发燥不堪，昔人补剂用为常，岂古今运气不同耶？！”他已经注意到古今环境变化，人的体质禀赋不同，病谱变化不同，乌附的用法用量应有差异。

余师愚说：“若遇庸手，妄投桂附，药补终剂，死如服毒。”王孟英治杂病偶用桂附，治霍乱则不用附子，丁酉（年）八九月间，霍乱抽筋流行，他认为是“暑湿内伏”，用“蚕矢汤”“致和汤”（北沙参、生扁豆、石斛、陈仓米、枇杷叶、鲜竹叶、陈木瓜、生甘草）治愈多人，认为“唯误服附子者最为难治”。

清温病大家王孟英《温热经纬》卷五《方论》中载方条，有附子方只有4方，用量亦少。

今年国家药典规定：双酯生物碱，以新乌头碱（C33H45NO11）、次乌头碱（C33H45NO10）、乌头碱（C34H47NO11）的总量计，不得过0.%；用法用量要求3～15g，先煎，久煎，以策安全。

邓师的意见是：用附子还是要讲辨证论治，应遵循天人合一的理论，根据病情、人的禀赋、天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药，无须追求大剂，小剂量能治好病，何需大剂。

我感到邓老的论点符合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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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年版）·附子：一部[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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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师承团队长期跟随邓老开展古方、经方、验方的研究、总结、应用工作，欢迎咨询、预约和就诊。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号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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